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愤慨异常，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人，到都察院（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负责向皇帝提建议）门口示威，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要求光绪帝变法自强，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因为汉朝时政府用公家车马接送读书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由于康有为等人是举人，这次上书称“公车上书”。由于一些官员的阻挠，这次上书没能成功，然而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却从此揭开序幕。
康有为是海南南海县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二十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他感到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腐败的封建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于是走上宣传维新变法的道路。1888年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
这次“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官像翁同和、文廷式等人也加入了强学会。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在湖南长沙，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1897年1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著作《红学》，号召人民冲破封建统治的罗网，进行变法自强。在《红学》中，谭嗣同还表达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同情，以及对曾国藩等清朝官员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憎恨。同年十月，在谭嗣同的主持下，长沙时务学堂创办起来。梁启超等人都在这里讲过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人才。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议事厅内与清朝的五个大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五个大臣分别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新建陆军将领荣禄，光绪皇帝的教师、户部（清代全国最高财政机关）尚书翁同和，刑部（清代全国最高司法机关）尚书廖寿恒及户部侍郎张荫桓。
只见李鸿章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康有为，看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书生，于是就傲慢地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祖宗留下来的治国之法是完善无缺的，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你怎能改变它！”
康有为立即反驳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祖宗之法也是一样。只有改变其中陈旧、腐朽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不被外国人欺辱！”
“难道你就不怕留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吗？”李鸿章用力一拍桌子，对康有为大声说。
“变法维新，为的是富国强民，怎能说是不忠不孝呢？”康有为对李鸿章只是轻轻一笑，然后接着说道，“大人说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广阔疆土，如今怎么被洋人一块块地割去了呢？！”
李鸿章听到这里，脸“腾”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花白胡子也气得“突突”乱颤，因为《马关条约》等许多丧失领土的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康有为的这句话正中要害。
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狼狈的样子，就想给他找个台阶，挽回面子。于是他也气乎乎地说：“祖宗之法千真万确，我们只能遵守！”
康有为听完又是轻轻地一笑，说道：“祖宗只教给我们的军队使用大刀长矛，而大人您建立北洋新军，使用的是洋枪洋炮，岂不也违背了祖宗之法？！”一句话说得荣禄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只得灰溜溜地坐在那里，不敢再说一句话。
这时廖寿恒看到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捋着他那几绺小胡子，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讲道：“常言道，皇帝乃是天子，臣民必须效忠于他才可兴国安邦。而你却要搞什么‘立宪’，设什么‘议会’，岂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张荫桓此时也在旁边附和道：“对，开设议会后，你们把我大清皇帝放在哪呢！”
康有为听完神色庄严地说：“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使朝纲混乱。而‘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皇上自然会受到人民的爱戴而流芳百世。”
康有为一席义正词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在这五大臣中，只有翁同和一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听着康有为的每一句话，不住地点着头，心里想：“皇上要是能够任用这样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主持维新变法，我大清可就有希望了。”原来，在这次召见康有为之前，翁同和早就将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翁同和在总理衙门听完康有为与李鸿章等人的“舌战”后，立即来到皇宫，将召见康有为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光绪皇帝复述一遍，最后他又补充说：“日本、俄国在很早以前比中国落后得多。他们都通过变法维新，发展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走他们的路呢？”
“唉——”只听光绪皇帝长叹一声，说道：“变法之心，其实我早就有的了，可母后她……唉，我身不由己呀！”
原来，自从光绪四岁登基以来，一直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大权。光绪就像朝廷里的一件摆设，一点权力也没有。光绪从小就常受到慈禧的责骂，所以非常害怕她。
一次，光绪被慈禧叫到颐和园去过元宵节，几个宫女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慈禧先尝过后，连夸“好吃，好吃”。然后她才命人给光绪端上来一碗。光绪谢过慈禧后，就用勺子捞起一个，送到嘴里。谁知元宵馅是光绪最讨厌的枣泥馅，光绪一看到它就恶心。可他又不敢当着慈禧的面说元宵不好，所以就趁人不注意，把热元宵吐到袖筒里，然后又忍着疼痛陪慈禧玩了很长时间。深夜回宫后，光绪捋起袖子一看，细嫩的胳膊给被起了好几个大水泡。
光绪到了十八岁，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就声称到颐和园“养老”，不问政事了。而实际上，光绪要决定什么大事都得先得到她的批准。所以现在光绪虽然也有变法之心，可由于担心慈禧会出面阻挠而面露难色。
翁同和似乎看出了光绪的心思，就进一步说道：“如今列强强占我领土，欺辱我国民，国将不国，难道您想做亡国之君吗？”
这句话震动了光绪帝。为了大清帝国的危亡，不能再顾及那么多了，光绪帝下决心要进行维新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直接召见康有为，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清代办理文书的官员），主持变法具体事务。其他维新派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也都受封，参与变法。
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向全国发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商业；改革大清法律陈旧腐败的条款，允许官民向皇帝上书、提建议；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普遍设小学堂等等。
变法开始后，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同年9月，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但事后，他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这就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英勇就义了，后来人们称他们是“戊戌六君子”。临死前，谭嗣同面带笑容，大义凛然地向人们朗诵了自己的绝命诗：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由于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所以史称“百日维新”，又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把这次变法运动称为“戊戌变法”，但变法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