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罢相以后，宋神宗还把王安石定下的新法维持了将近十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太子赵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的名有个来由，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真宗时在光山做过县令，而司马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因此名叫“光”。
传说司马光小时候特别聪明。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淹死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年幼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为流传。
司马光特别喜欢读史书，五六岁的时候就能熟练地背诵《论语》、《孟子》了。七岁那年，他熟读了《左传》，并且经常讲给家里人听。《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徒弟的言行的书，《孟子》则记录了孟子的思想和主张，《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的历史。这些书籍深深吸引了小司马光，以后他能写出《资治通鉴》来，和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司马光在考中进士做了官以后，继续钻研历史。在长期的研究中，司马光发现中国的历史书虽然很多，但记载从远古一直到当代历史的书却一本也没有。为了让人们完整地了解历史，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部。司马光给这本书取了个名字叫《通志》，意思是通古达今的历史。
过了几年，宋英宗召见司马光，问他编写得怎么样了。司马光回答说：“皇上，我已经编完了八卷《通志》，写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起（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请皇上看看吧。”
英宗看了一些目录和章节内容，很高兴，鼓励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并且建议司马光可以找一些熟悉历史的人合作。
司马光听了英宗的指示，回去以后马上组织书局，请了刘攽、刘絮、范祖禹等人，由他自己担任主编，其他人按朝代一人写一段历史。
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对《通志》的编写也很重视。神宗看到书里记载了不少前人的治国处事的经验，觉得十分有价值，就建议司马光不如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这就是《资治通鉴》名字的由来。
从神宗即位到神宗去世前一年，司马光出任西京御史台，在洛阳继续编写《资治通鉴》，这个时期正好也是王安石变法维新的时期。和拥护变法的“新党”相反，司马光是“旧党”，他极力反对变法，认为祖宗的法规不可以改革，攻击王安石改革是为了夺取富人们的利益。他曾经对皇帝说：“我和王安石两个，就像冰块和火炭不能放在一起，冬天和夏天不可能同时出现一样。”这说明他和王安石是极端对立的。实际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变法以前是要好的朋友。司马光为人朴素耿直，仁宗的时候，京城里他和王安石、韩维、吕公著四个人最要好。后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却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因为他看到范仲淹的改革在大官僚的打击下失败了。
有一次，司马光向宋神宗提出要求取消青苗法，同时以老朋友的资格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信里说：“我受皇上的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我惹是生非？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很生气，但是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了。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司马光把他的看法用历史资料表达出来，所以《资治通鉴》是为大地主大官僚说话的。这本书几乎花费了司马光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写，常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他害怕自己睡得过了头，动手设计了一个圆木枕头，只要脑袋稍微一动，枕头就会滚到一边，把他惊醒。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意思是防止自己睡得过久。司马光这种刻苦做学问的态度一直被后人所称赞，“警枕”也成了一段历史佳话。
《资治通鉴》的编写经历了英宗、神宗两代皇帝，前后共用了19年的时间。它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史实，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编写了一部294卷的编年史（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的一种体裁）。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朝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状况，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言语也作了记录。它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人们因此把司马光和写《史记》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合在一起叫做“两司马”。
司马光很耿直，写书时也是这样。他在《资治通鉴》里，不仅赞扬了每个皇帝做了好事的一面，也指出了他们残酷镇压老百姓、迷信荒唐的一面。这部书参考了三百多种参考书，并且作了认真的考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宋代以前的历史，都喜欢把《资治通鉴》拿来作参考。
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不太好！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的变法，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
公元1086年，司马光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不久郁郁死去。而司马光也在同年九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