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宠信宦官。那些贪得无厌的宦官想尽办法设立了“宫市”、“五坊”，欺压和剥削百姓，不择手段地掠夺财物。
那时候，在太子李诵的东宫里，有两个陪伴太子读书的官员：一个叫王叔文，另一个叫王伾。其中一个是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一个是杭州人；一个是待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他们常与太子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太子的信任。
王叔文出身下级官员，懂得一些百姓疾苦。他利用跟太子一起下棋的机会，向太子反映外面的情形。太子听到宦官借宫市为名在外面为非作歹，很不满意。有一次，几个侍读的官员一起在东宫议论起这件事，太子气愤地说：“我见到父皇，一定要提出这件事。”
大家听了，都赞扬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在一边一言不发。等别的官员走了，太子把王叔文单独留下来谈话，说：“你不是常谈起宫市的坏处吗？刚刚谈到宫市，你为什么不说话？”
王叔文说：“我看殿下眼下还是少管这些外事为好。如果坏人在皇上面前挑拨是非，说殿下想收买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难了。”
太子恍然大悟说：“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
从此以后，太子更加信任王叔文。王叔文认为德宗老了，太子迟早要接替皇位，就暗地里替他物色朝廷中有才能的官员，跟他们结交。他私下对太子说，这个人将来可以当宰相，那个人将来可以担任将军。
不料过了一年，太子得了中风病，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老年的唐德宗为了这件事，急出病来，先咽了气。公元805年，太子李诵带病即位，这就是唐顺宗。
唐顺宗不能说话，只好靠原来在东宫伴他读书的官员王叔文、王伾来帮他处理朝政。王叔文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另外请一个资格老的官员韦执谊出面做宰相，自己当一名翰林学士，帮助顺宗起草诏书。他和韦执谊、王伾里外配合，又起用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程异、陈谏、凌准等，以便实行他们的革新计划。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
他们先来解决宦官的问题，首先是取消“宫市”，不准太监们自己到外边买东西。也把“五坊”解散了，让那些横行街市的“五坊小儿”统统当宫中的杂役。又把久闭深宫的年长的宫女和教坊女妓六百人，释放回家。他们还通过唐顺宗发布命令，废除百姓积欠官府的一部分租税，停止地方官的进奉，减低盐价。仅仅这几项，就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革新派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和削弱。四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要完全控制四川地方，来扩大割据的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下令杀刘辟。刘辟吓得狼狈地逃回了四川。
对于贪官污吏，革新派严加惩罚。京兆尹李实是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能手。他原来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就因为克扣军饷，引起军士们的愤怒。军士们打算刺杀他，他吓得连夜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逃走，后来当了京兆尹。有一年，他不管天旱歉收，依旧逼迫老百姓完粮纳税。穷苦的市民被迫拆掉房子，卖掉砖瓦木料；穷苦的农民被迫卖掉青苗（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凑钱交纳赋税，到处一片惨状。李实把不择手段搜刮来的昧心钱，拿出一部分进奉给唐顺宗，其余大部分都装进了他自己的钱袋。他足足聚敛了三十万贯钱的财富！对于这样的吸血鬼，王叔文果断地宣布了他的贪污罪行，把他贬到外地去。长安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莫不拍手称快。许多人揣着砖瓦石块，准备拦截他痛打一顿。李实听说，不敢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就偷偷地从长安逃走了。
王叔文知道要想跟宦官斗争，还得把他们手里的兵权夺过来。那时长安的防务，是由神策军负责的。神策军的总部设在奉天，称为神策军西行营，由太监杨志廉、孙荣义分任左、右中尉。王叔文建议顺宗派宿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兵马节度使，派韩泰作副使，想使军队脱离宦官统辖。太监总管俱文珍知道新朝要夺宦官的兵权，吩咐神策军的将领拒绝服从朝廷命令。待到范希朝和韩泰来到奉天行营，召见诸将时，将领们竟一个也不来报到。范、韩只好回去告诉王叔文，王叔文也没有办法。
不到一个月，俱文珍勾结一批附和他们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又过了一个月，太子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宪宗。下一年的正月，顺宗李诵便因病去世了。这位四十六岁的皇帝在位仅仅八个月。
李纯是在太监和官僚的拥戴下当皇帝的，还没等正式登基便下令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王伾、韦执谊均死于贬所。过了一年，太监们对王叔文不放心，又让宪宗下一道诏书，在渝州把王叔文杀害了。
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八人，原来是贬谪为边远州郡刺史的，还没到任，就又再贬为州司马。一场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夭折了，如同昙花一现。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