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字子真，南朝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祖父范璩之，曾任南朝宋中书侍郎。父范濛，早逝。范缜依母度日，十八岁时投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名儒刘献门下求学。范缜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良，深得刘献器重。刘献亲自为他举行冠礼，以示优待。其同学多是达官贵人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安于布衣草鞋，以步代车，但从不自卑自愧。他深入钻研经学，尤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敢于发表学问上的独特见解，引起贵族子弟的敌视和疏远。二十六岁时他上书王仆射，陈述改革政见，未见回音。范缜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传说二十九岁已白发皤然。
齐代宋以后，范缜当上了尚书殿中郎。这时候佛教渐渐盛行起来。南齐的朝廷里，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萧子良在建康郊外的鸡笼山有一座别墅，他常常在那里招待名士文人，喝酒谈天，萧何（后来的梁武帝）、王融、沈约、范缜等均在邀请之列。但是，在应邀的“名士”中，除范缜之外几乎无一不是佛门的忠实信徒。他们笃信人灵魂不死，认为当甲生活在世的时候，灵魂就寄托在甲的肉体中；当甲死去以后，灵魂又寄托在乙的肉体中；如此转移，永远不死。灵魂在前世埋下了“因”，后世就要结出相应的“果”。人假如在前世，今世行善，今世、来世便会富贵；反之，人假如在前世、今世作恶，今世、来世就要贫贱。所以，人人都要按照佛的指点，行善弃恶，以便超脱轮回，进入天国。范缜对他们这套荒谬的因果报应说和三世轮回说嗤之以鼻，并大唱反调，“盛称无佛”。信仰上的不同自然要引起思想冲突，结果在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有一天，萧子良突然质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
范缜不慌不忙地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座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
萧子良瞪着眼睛，一时还听不懂范缜的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座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驳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经过这次较量，范缜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于是，他又把论战的锋芒指向了因果报应说和三世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为此，他昼夜伏案，奋笔疾书，开始写作传世名篇《神灭论》。
他在书中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
范缜在那篇文章里，还断定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话。《神灭论》初稿草成后，文人雅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由于范缜的形神一元论，严重地动摇皇家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迷信的形神二无论，使得“朝野喧哗”。萧子良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先生，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妄图以此封住范缜的嘴。没料到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王先生，你既然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杀身去孝敬他们呢！”闹得王琰困窘不堪。萧子良见王琰强攻败阵，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前去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论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执意坚持，这样下去，‘恐伤名教’。凭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倘若放弃此论，何愁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偏要违背朝廷旨意，自讨身败名灭呢！”范缜听了哈哈大笑，含沙射影地回答：“假如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早就当上了尚书今、中书令和仆射之类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岂在话下？”一席话柔中有刚，王融羞辱得进退维谷、无地自容。
萧子良对范缜的围攻尽管失败了，但是，“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公元502年，萧衍灭了南齐，建立梁朝，这就是梁武帝。他继续对范缜进行大规模的围攻，范缜毫不示弱地继续接受梁武帝的挑战。
范缜以其独步天下的灭神论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深，受到平民百姓的赞许，被誉为中国古代自王充以来的又一位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勇敢的反佛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