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现在江西九江）人。陶侃在东晋从县吏一直做到荆、江二州刺史，并掌管其他六州军事，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他屡建奇功，被封为柴桑侯，享有四千户的俸禄，但他四十余年戎马生涯，却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还经常勉励部下珍惜一草一木，为国为民多出力。
陶侃少时家境贫寒，父亲病后，全家只靠母亲一人纺线织布维持生活。为了培养他，母亲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在他十六岁时为他在县里谋到一个小吏的职位。刚上任不久，他就给母亲弄回去一坛咸鱼，这是当时人们喜欢吃的东西。母亲没有吃，原样退回去了，还写信责备他不该贪私，这深深教育了陶侃。
在魏晋时期，官场注重出身和权贵举荐，因为他出身贫寒之家，陶侃一心想结交有名望的人，走举荐做官这条路。一次，一位同郡的名士范逵带着仆人骑马来看望陶侃。时值隆冬，又连下了几场雪，家中早已断粮多日。母亲剪去长发换来了几石米和酒菜，又拆了另一间草屋的柱子当柴烧，撤下床上铺的新草来喂范逵等人的马，终于让来客满意而归。后来，在名士范逵的举荐下，陶侃在仕途上声名大振，备受瞩目。
陶侃原来是王敦的部下，后王敦因妒忌陶侃受朝廷重用，故利用职权降陶侃之职，并将他调遣至广州作刺史。
当时广州地区落后，人口不多。陶侃在那里，没有多少公事可办，生活很清闲。但陶侃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为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就叫人将一百多块砖，放在院子里。每天一早，陶侃就把砖搬运到外面去；到了晚上，又把砖搬进屋子里。这样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衙门里的人觉得奇怪，就问陶侃为甚么这样做。陶侃笑着回答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中仍想收复中原。如果一旦闲散久了，将来怎么能担当重任，为国家效力呢？”
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又把陶侃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荆州的百姓听到陶侃回来，都高兴地互相庆贺。
官虽然做得大了，可陶侃还是十分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认真检查，从来不放松。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爱惜一寸光阴。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都跟大禹差得很远，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怎能贪图安逸？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没有留下什么好名誉，那不是自暴自弃吗？”
他部下有些官吏，喜欢吃酒赌博，往往因此耽误了公事。陶侃知道了非常生气，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一古脑儿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鞭打了一顿。自此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赌博喝酒了。
有一年，陶侃因战备需要造一批战船，常去现场视察督导，发现大量的剩竹头和木屑扔得到处都是，觉得很可惜，就下令将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收起来，不准弃掉。没几天，木屑和竹头就堆成了小山，大家都很纳闷儿。到了春节前两天，突然天降大雪。第二天雪化了，衙门前到处是水。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大家要集会共贺新年，到时候车马来来往往，必定会将门前弄得脏乱不堪。下属们正不知如何是好，陶侃却胸有成竹地说：“去把木屑拉来垫上。”
陶侃，字士行，东晋鄱阳郡袅阳县（今都昌县）左里乡陶家冲人。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亲谌氏抚养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陶侃为官四十余载，忠顺勤谨，雄毅善断，识察纤密，珍时惜物，清廉爱民。梅陶说：“陶公神机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杭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他“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都昌县人极重陶侃之人品，历代于城乡广筑庙宇纪念。
又有一次，东晋水军造一批战船需要竹钉。陶侃又叫人把收藏起来的竹头拿出来给兵士去做造船用的竹钉。
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陶侃收集木屑和竹头的用处，佩服他考虑得周到。
陶侃不但提倡节俭，而且非常反感那些毫不珍惜财物的人。一次，他去郊区，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把没有成熟的青稻穗，就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人说没什么，随手采的。陶侃很生气，训斥道：“自己不种庄稼，还去糟蹋别人的！”当即抓起来教训了一通。在他的节俭治奢、率先垂范的影响下，荆州地区形成了勤俭的好风尚，农业也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