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先，引导，先导，即教化。之，指老百姓。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请益请求增加一些。曰：“无倦不厌倦，不松懈。”
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古代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 子路曰：“卫君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其父蒯聩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死后，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遭到蒯辄拒绝。这里，孔子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待子为政，子将奚音ī，什么先？”子曰：“必也正名即正名分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迂腐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同“缺”，存疑的意思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得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苟且，马马虎虎而已矣。”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以上三章所讲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从政。前两章讲当政者应当以身作则。要求百姓做的事情，当政者首先要告诉百姓，使百姓能够搞清楚国家的政策，即孔子所讲的引导百姓。但在这三章中讲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名”。“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菜地，引申为种菜。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情，情实。以真心实情来对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背婴孩的背篓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孔子毫不客气地指责想学种庄稼和种菜的樊迟是小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在上位的人哪里需要学习种庄稼、种菜之类的知识，只要重视礼、义、信也就足够了。他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以后去种庄稼种菜，而是为了从政为官。在孔子时代，接受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劳动者只要有充沛的体力就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实行统治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劳动者。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相对的合理性。
-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通达。这里是会运用的意思；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独立对答。虽多，亦奚以用为？”
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诗，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教学生诵诗，不单纯是为了诵诗，而为了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儒家不主张死背硬记，当书呆子，而是要学以致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和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样。”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当时两国的政治情况有些相似。所以孔子说，鲁国的国事和卫国的国事，就像兄弟一样。
- 子谓卫公子荆卫国大夫，字南楚，卫献公的儿子：“善居室善于管理经济，居家过日子。始有，曰：‘苟差不多合足够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管理经济，居家理财。刚开始有一点，他说：‘差不多也就够了。’稍为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就算完备了。’更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算是完美了’。”
-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众多，这里指人口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在本章里，孔子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对老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深入理解孔子的原意。
-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三年就一定会有成效。”
-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孔子说，善人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可以“胜残去杀”，达到他所理想的境界。其实，从这句话的本意去理解，善人施行“德治”，但并不排除刑罚的必要手段。这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上一章孔子讲，善人施行德治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可以到达理想境界，本章又说，王者治理国家也需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仁政。同样，王者在实现仁政之前的三十年间，也不能排除刑罚杀戮手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本章里孔子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是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的。
-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事。”孔子说：“只是一般的事务吧？如果有政事，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道：“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对于鲁定公的提问，孔子实际上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劝告定公，应当行仁政、礼治，不应以国君所说的话无人敢于违抗而感到高兴，这是值得注意的。作为在上位的统治者，一个念头、一句话如果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亡国丧天下的结局。
-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 子夏为莒父莒，音jǔ。鲁国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的总管，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欲速则不达”，贯穿着辩证法思想，即对立着的事物可以互相转化。孔子要求子夏从政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不要贪求小利，否则就做不成大事。
-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乡党，古代以五百户为一党有直躬者正直的人，其父攘羊偷羊，而子证告发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看来，他把正直的道德纳入“孝”与“慈”的范畴之中了，一切都要服从“礼”的规定。这在今天当然应予扬弃。
-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
-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士成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果断、坚决，硁硁象声词，敲击石头的声音。这里引申为像石块那样坚硬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筲，音shāo，竹器，容一斗二升。比喻器量狭小的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孔子观念中的“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能够担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他认为是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他所培养的就是具有前两种品德的“士”
- 子曰：“不得中行行为合乎中庸而与之，必也狂狷拘谨，有所不为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品质。一是流于冒进，进取，敢作敢为；一是流于退缩，不敢作为。孔子认为，中行就是不偏不狂，也不偏于狷。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于中庸的思想。
-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用卜筮为人治病的人。’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二句引自《易经·恒卦·爻辞》。”子曰：不占占卜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做事没有恒心，就不能当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人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耻辱。”孔子说：“（这句话是说，没有恒心的人）用不着去占卦了。”
本章中孔子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必须有恒心，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二是人必须恒久保持德行，否则就可能遭受耻辱。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学生们的告诫。
- 子曰：“君子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各方面之间彼此不同而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同，叫做同。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这是在处事为人方面。其实，在所有的问题上，往往都能体现出“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区别。“和而不同“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对于一个人的正确评价，其实并不容易。但在这里孔子把握住了一个原则，即不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善恶为标准。听取众人的意见是应当的，也是判断一个人优劣的依据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依据。他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识别好人与坏人有重要意义。
- 子曰：“君子易事易于与人相处共事而难说难于取得他的欢喜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量才使用他。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喜。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是，当他使用人的时候，总是量才而用人；为小人办事很难，但要取得他的欢喜则是很容易的。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也会得到他的喜欢。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是求全责备。”
这一章里，孔子又提出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另一个区别。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君子，他并不对人百般挑剔，而且也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喜好，但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往往能够量才而用，不会求全责备。但小人就不同了。在现实社会中，君子并不多见，而此类小人则屡见不鲜。
-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君子安静坦然而不傲慢无礼，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
-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
孔子把“仁”和人的朴素气质归为一类。这里首先必须是刚毅果断，其次必须言行谨慎，这样就接近于仁的最高境界了。这一主张与孔子的一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勉励、督促、诚恳的样子，怡怡和气、亲切、顺从的样子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说：“善人教练百姓用七年的时候，也就可以叫他们去当兵打仗了。”
-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
本章和上一章都讲了教练百姓作战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完全反对军事手段解决某些问题。他主张训练百姓，否则便是抛弃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