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观念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在季扎的时代，虽有民间小调、自娱自乐的歌舞，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宗庙和朝廷。平民百姓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懂得音乐的耳朵”、“懂得舞蹈的眼睛”去接受、欣赏、感。受那些大乐大舞。他们是边缘上的人，永远无缘进入到、参与到V达官贵人们的乐歌和乐舞之中去。也只有达官贵人君子公卿们才会像季札那样把音乐舞蹈看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才会那么一本正经、恭敬严肃地加以对待。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的心目中，音乐舞蹈是礼丁的一部分，是政治上的等级统治的辅助工具，作用就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政治统治，如同奴仆必须为主子效力、服务一样，因而作歌现舞、只在宗庙和朝廷这两种场所中进行。老百姓即使削尖了脑袋，也不可能进得去。
我们无法说这样对待音乐和舞蹈有什么好或不好。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时拥有话语权力的人的观念就是如此。他们这样认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一定要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含义来。比如《诗经》中的那些“国风”，不过是西周时各地方上的民间歌谣，平民百姓在劳作之余有感而发，率兴而作，哪里想得到什么圣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类！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情，征夫怨妇抒发内心的忧伤，辛勤劳作的农民表这对剥削者的不满和愤恨，同君子大人们心中所想的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季札的评论，以及后来儒生们的评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地附会而已。一首《关睢》，本来在这的是男欢女爱的爱情追求，却被解释为赞美“后妃之德”！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触目惊心和可笑的。照我们的观念，再也不可能像季扎那样去理解音乐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面孔拿它们作说教的工具。政治制度的好坏，同音乐舞蹈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懂音乐舞蹈的人当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世事人情的复杂多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们更愿意相信，音乐和舞蹈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它们让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们也让人通过自娱自乐来获得精神的轻松和解脱；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天地人的思索；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阳春白雪当然使我们高雅，而我们也不拒绝下里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