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必须作出选择。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自觉性；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这样，像石碏那样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
不过，能够大义灭亲是一回事，固然可敬，而对那个“义”还得讲究。就是说，“义”所代表的东西，要值得人们为之付出灭亲的代价。在古时，臣軾君、子杀父、妻害夫，都是大逆不道的“大不义”。国君是上天之子，体现了上天和神明的意志，是小民百姓最初的父母，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冒犯甚至杀害呢？这罪过比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大，真称得上是“弥天大罪”。在这种情况下的灭亲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之举，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我们总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