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让离别之思散发的无处不是，大路旁，凌乱的石山，高高的山冈，浓的像一团化不开的雾。只有借酒消愁。情感低落的甚至颓废。
为什么那么多的征夫怨妇？为什么少有征妇怨夫呢？这种男女不同的内心情怀多由男女角色、地位及分工造成。
男子从小便被视为传宗接代的根本。在家长制的威严下，男子有着不容怀疑的绝对地位。所以男子可以去读书，上私塾，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要实现孔圣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所以男子要支撑起家庭，处理耕种、送迎等重要事物。要发奋图强，夺取功名，光宗耀祖。一切重要事务都需要男性去担负。一旦面临外敌入侵等紧急事件，男子也要有义务去“服役”，为国杀敌。所以古代多“征夫”。
相比较之下，女子地位低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她需要去做的，便是遵守妇道，操持家务，养育子女，赡养父母。一个人任劳任怨的辛苦、幽怨，在家中却无人倾诉，子女小辈，父母权威，唯一能说上话的丈夫却远在天涯。心中不免愁苦万分，极尽思念。
征夫怨妇，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留下了太多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故事，以至于让人怀疑是不是人心里从来便有这么一种离别悲苦情结。“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浩浩荡荡，这股情思随一江春水流传至今。
现在的男女之间，不再有死板的角色限制。女子一样可以养家糊口，一样可以驰骋杀场。于是，远走天涯的队伍里面，多了些女子的身影。在古代不曾有过的征妇怨夫也成了悲愁别绪中的一声叹息。
虽然古今离别愁苦的心境没有任何改变，但至少女子已经与男子比肩而立了。
西汉时期，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淳于是姓，缇萦音tí yíng)。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回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这样，缇萦就救了她的父亲。也使国家废除了这种残酷刑法。
尊，是古代酒器的通称，作为专名是一种盛酒器，敞口，高颈，圈足。尊上常饰有动物形象。壶，是一种长颈、大腹、圆足的盛酒器，不仅装酒，还能装水，故后代用“箪食壶浆”指犒劳军旅。彝(yí)、卣(yǒu)、罍(léi)、缶(fǒu)，都是形状不一的盛酒器。爵，古代饮酒器的总称，作为专名是用来温酒的，下有三足，可升火温酒。角，口呈两尖角形的饮酒器。觥(gōng)，是一种盛酒、饮酒兼用的器具，像一只横放的牛角，长方圈足，有盖，多作兽形，觥常被用作罚酒。杯，椭圆形，是用来盛羹汤、酒、水的器物。杯的质料有玉、铜、银、瓷器，小杯为盏、盅。卮，也是一种盛酒器。
考古学家一般把我国古代酒器的发展历史分为五个阶段：一、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流行陶质酒器；二、商代至西周，流行青铜酒器；三、东周至秦汉，青铜器与漆器并重；四、魏晋至隋唐，瓷酒器和玉酒器日益繁荣；五、宋元以来，瓷酒器空前普及，玉酒器、金银酒器也有相当的数量；玻璃酒器至清代才有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