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朱熹《诗集传》云：“此燕(宴)飨宾客之诗也。”又云“岂本为燕(宴)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也就是说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为什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忠君爱国。
盛友如云，高朋满座，载歌载言，宾主尽欢。《鹿鸣》展示的宴会极其盛大。
有的宴请却是在自己茅草陋舍，三五友朋，浊酒一杯，素碗几盏，朴实无华。
抛开外在形式的千差万别，慷慨大方，热情好客是最美的闪光点。
有的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被自私包裹的心灵掺杂了太多的黑暗隐晦，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根本无心的侵犯。面对别人的大方热情，心理猥琐的如下水道中的老鼠，以为那是上了药的饵，或者是看上天上掉下的馅饼。确实如此，心理灰暗的人的确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绝对不会相信那是别人的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心中当然也就没有感激之情。说声谢谢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别人应尽的义务，自己却有不去说的权利。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上。
当一个人忘记去感恩时，只知道不断索取，不想回报。索取的越多，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直到身边再也没有一个朋友、亲人，索取才会最终结束。孤苦伶仃地等待大自然的审判。
“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忘我奉献者，我们需要保留心中的一份私有空间，也可以有自私的心理，但所有的自私不能以侵犯他人或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前提。
相比较之下，慷慨大方，热情待客，用开放的心理欢迎容纳天下一个个亲近的、熟悉的、陌生的心灵。固然付出了很多，但也得到很多。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得到自己生命价值的自我肯定，得到一个可以笑脸面对的人生。
自私的天空永远充满了阴霾，慷慨的心灵则永远洒满阳光。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望做县令的父亲。途经洪都(今江西南昌)时，都督阎伯屿因重修的滕王阁落成，定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那里宴请文人雅士和宾客朋友。他的女婿吴子章很有文才，阎伯屿叫他事先写好一篇序文，以便到时当众炫耀。王勃是当时有名文士，也在被请之列。宴会上，阎伯屿故作姿态，请来宾为滕王阁作序。大家一方面事先都毫无准备，另一方面也都知道阎伯屿的真正用意，所以均托辞不作。然而请到王勃时，他却并不推辞，接过纸笔，当众挥笔而书。阎都督老大不高兴，拂衣而起，转入帐后，教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也就不再让女婿出场著文了。《新唐书》中记载，王勃每次写文章时，都先磨好数升墨，然后酣饮大醉，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脸面。等醒来后，立马拿过笔来，文不加点，挥然而就。人们都认为他睡觉的时候打好了腹稿。”据此可知王勃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然而天妒英才，王勃离开洪都后，不幸在渡海时遇难，死时才26岁。
我国的古代乐器根据制作使用的材料，分为金、石、土、革、丝、木、瓠、竹八类，称之为“八音”。金类，指用金属制成的乐器，如：编钟、方响等； 石类，指用石或玉制成的乐器，如：磬、玉磬等；土类，指用陶器制成的乐器，如：埙等； 革类，指用各种皮革制成的乐器，如：各种鼓等；丝类，指用丝弦来拉响和各种乐器，如：古琴、瑟、筝等；木类，指用木质制成的各种乐器，如：木鱼等；瓠类，指用瓠瓜(葫芦)作音斗而制成的乐器，如：笙、竽等；竹类，指用竹管制成的各种乐器，如：笛、萧等。